萧红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女，本名张廼莹，曾用名张秀环，乳名荣华，笔名萧红、悄吟、田娣、玲玲，黑龙江省呼兰县(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人，中国近现代女作家，  “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出生于呼兰县，父母之爱缺席

1911年6月1日 呼兰区

萧红在清朝被推翻那年出生在呼兰县的一个张姓的乡绅之家，呼兰县是个非常安静、落后的小城。居民大都是一些迷信而保守而又迷信的农夫、手艺人、小贩、几个读过一点书的塾师。萧红是张家的长女，学名叫乃莹。张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康之家，祖先是从山东移过来的。萧红的父亲是张家的家长兼族长，在日后萧红的描述中，萧红的父亲是一个为了贪婪而失掉了人性的人，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萧红的祖父都非常吝啬而且疏远，甚至于是无情的。萧红三四岁的时候，她唯一的弟弟张秀珂出生了，这个弟弟对姐姐相当友善，但萧红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萧红的父亲形容严峻，不苟言笑，始终没有对萧红表示好感。萧红九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在萧红的眼中，她母亲并不比她父亲好多少。在回忆性文章《呼兰河传》里，萧红承认她很害怕自己的母亲。《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指出，萧红的父亲后来曾续弦，但是萧红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善，从后母梁氏那里得到的仍然是虐待。

童年乐土，祖父的后花园

1916 年 呼兰区

萧红童年的中心人物，是自己的祖父张维祯。她曾在《呼兰河传》和其他散文杂记中陆续地、以充满爱慕温暖的笔调来追忆这位老人。她这位慈善的祖父影响了她的一生，关于她祖父的回忆，是萧红日后所能片刻陶醉的主要源泉。虽然她祖父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她在自己的一生中却从未忘记祖父对她的爱和那段祖孙间相处的欢乐时光。在萧红的回忆中，祖孙俩是门里门外，寸步不离。如果说祖父是萧红童年里的中心人物，那么她家的后花园该算是她童年生活最重要的地方。她在那里不但可以逃避家里的紧张气氛，而且更能和大自然发生亲密的接触，从而尽情领略了对于大自然的美。因此她从小曾梦想着要做一个画家。除了在园子里面赏花看草，追逐虫鸟外，她还喜欢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睡觉，同时回想大人们对她的种种。

教育启蒙，进入学校短暂求学

1921 年 呼兰区

乡绅家中的子女都该受些教育，萧红也不例外。于是她在花园中追逐嬉戏无忧无虑的日子就画上了句号。也是她亲爱的祖父负起了她的启蒙责任，在她的童年回忆中，提到学古诗是由跟祖父朗诵《千家诗》开始的。她之所以特别喜欢某一首诗，正和其他学诗的孩子一样，并不是因为诗歌的内容，而是由于文的声调和意境，有一次有人把她最喜欢的一首诗解释给她听了，她从此再也不读那首诗了。她特别喜欢描述大自然景色的诗。1921年，萧红十岁到达入学年龄后，她进入了呼兰县南岗小学，又叫龙王庙小学，念初小一年，及至1925年又进入县立第一女子高小。同年五卅运动期间，呼兰县学生联合会发起游行、募捐、讲演等活动，萧红参加。同年7月末，呼兰县学生联合会在西岗公园举办联合义演，以答谢募捐民众，萧红在话剧《傲霜枝》中饰演一位贫苦小姑娘。

哈尔滨，大都市的生活洗礼

1927 年 哈尔滨

1927年8月，萧红开始接受中等教育;那年16岁的萧红考进了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名哈尔滨第七中学)，但是她赴哈尔滨上中学的愿望遭到父亲张廷举、继母梁亚兰反对，辍学在家。经过抗争，萧红最终成为女中的一名寄宿生。挡鼠板第一女中虽是相当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极为封建保守，但因为有一部分教员存在，像学者楚图南和全国著名赛跑女将—五虎将—该校在关内外也算是有名的。萧红在学校时不但功课念得很好，据说她的散文也经常也常在学校的壁报上出现;她成了第一女中一般同学都很钦佩的学生。哈尔滨市在当时已经是中国东北的文化商业中心。也由于是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转运重镇，哈尔滨也成为了中国东北最容易受到西方影响的城市。萧红在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不久就受到一连串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的洗礼。

参加游行示威活动

1928 年 哈尔滨

1928年底，萧红首次接触到由“五四运动”所触发的青年运动。在寒冬的某一天，她和同班同学听到墙外群众的喧嚣声，到墙外一看，原来是城中男学生示威游行。女中的四百多名学生，最初对规模宏大的示威活动感到惊惧，继而由于感染了激昂的情绪，终于不顾校长的反对加入了游行队伍。示威游行的主题是反对日本侵占东北领土。虽然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男生的热情和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萧红有着陶醉作用，但对一位刚从封闭家庭中走出来的女孩而言，她并不全然了解日本侵占东北的情况。第二天，女中的学生没等男生开始行动，就先组成了她们自己的游行队伍。萧红竟然肩负起了散发传单的神圣任务。这引起了警察的干涉，但是她被莫名的情绪控制，竟然鼓足勇气和警察对抗。接着双方起了冲突，有人在冲突中受了轻伤。虽然这两天的示威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但对萧红和她的同学而言，这次示威游行是她们生命中的大事，对她们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新文学的迷恋

1929 年 哈尔滨

进学校之初，萧红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她也喜欢历史，教这门课的是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大学生江寿山。这位老师除了教书之外，还将当时最后的新文学作品介绍给学生。至于萧红对新文学的喜好，却是日后逐渐培养起来的。她在校的大部分时间及经历，都用于绘画上。只要天气晴朗，只要她功课不忙，她总是徜徉于郊外和公园中，到处作画写生。她最爱去的一个地方是马家花园，她在那个花园中与其他同样爱好绘画的同学组成了野外写生会。在进女中以后，由于经常阅读《国际协报》文艺版，萧红开始迷上了新文学。甚至于后来她对新文学的迷恋竟凌驾了她对美术的爱好。他特别倾心于当时的“浪漫派”作品，描述旧社会不平的小说以及当时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都很受她欢迎。由于她接触到不少西方作品，因此她对社会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家乡离哈尔滨很近，但是萧红很少回家，一则零花钱少，二来她不愿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直到念了两年书的时候，她才回到呼兰县。带回了鲁迅的《呐喊》和茅盾的《追求》，第二年春天，她回到哈尔滨继续上学。她不知道的是，她天真轻松的学校生活就要走到尽头。

逃婚弃家，初恋不幸

1930 年 哈尔滨、北平(今北京市)

1930年夏天，萧红通过了毕业考试，拿到了修业期满成绩合格的毕业证书。当萧红回到家时，竟发现她父亲已经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军阀的儿子汪殿甲。更为不幸的是，唯一疼爱她的父亲也在那时候撒手人寰。对于萧红来说，这个家已经再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地方。因此，她就断然决定逃婚。不满二十岁的萧红，从此永远离开了家乡。但是对萧红来说，这却是她苦难一生的开端。据说她离家后马上回到了哈尔滨，和她以前认识的一位曾在女中教过书的李姓青年同居。他们在哈尔滨过了几个月的双宿双栖生活以后，乘火车去了北平。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说，李姓青年曾带萧红回家见了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发现恋人有妻室，萧红如遭晴天霹雳。鲁迅的爱人许广平曾透露，在萧红返回哈尔滨之前，她曾在女师附中上过学。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萧红遭到了“始乱终弃”的打击，事后她怀着一颗破碎迷惘的心一个人返回了哈尔滨。她凄凉而寂寞地生活着，并默默期待着腹中孩子的诞生。刚回哈尔滨时，萧红到处向亲友、同学求助，但是到处碰壁，她最后在离松花江不远的东兴顺旅馆租了一间小房间，过了很长一段衣食不继的日子。

相遇萧军，共度艰难时光

1932 年 哈尔滨

萧红非常艰难地度过了寒冬，在东兴顺旅馆住了总共半年多的时间，渐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作垂死的挣扎，而且似乎已经被逼至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最后捞救命稻草似的向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投了求救的讯号，最终舒群和萧军两人将临产的萧红接了出来，送进了产科医院，凑了一笔钱，帮她解决生产问题，等到萧军把萧红接出医院的时候，因为生活无着，萧红的身体又十分虚弱，萧军就把刚刚出生的小女孩送给别人了。日后萧军就和萧红在哈尔滨开始了同居生活，二人同甘共苦过了四五年的日子。萧红出院后，两人一起到裴家寄居，但是同年秋天，萧军脾气发作，被裴馨园夫妇驱逐出门，这成了他俩另一段苦难的开端。之后萧军为了保障二人的基本生活，只能去做家庭教师，虽然收入不稳定，经常入不敷出，但是两人也一起度过了不少快乐的时光。

在文艺阵营和社会上崭露头角

1933 年 哈尔滨

1932年冬底，萧红用笔名悄吟参加了《国际协报》的新年征文，发表了她第一篇创作的小说《王阿嫂之死》，这虽然是在圈内朋友的众多鼓励之下，而且是在一定当选的条件下创作的，但《王阿嫂之死》一上场便收获了大量好评。萧军和萧红在1933年组成了一个画会和星星剧团，开始时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剧团相当活跃。同年8月，他们排印了一部二人合写的短篇小说集《跋涉》，由他俩自己装订，自己送到书店去，据说印刷的钱是舒群赞助的。《跋涉》由萧军的六篇小说和萧红的五篇小说、一首短诗组成。萧红的五篇作品，还显得比较幼稚，结构也不够紧凑，文字也欠精炼，不过作者的文学创作的潜在力已经看得出来了。萧红的小说都是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和长春《大同报》的《夜哨》副刊等刊物上先发表的。萧红这时期的作品主要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文章的气氛也总是沉闷的，结局通常是悲哀的，但是却有朴素而生动的魅力。

离开哈尔滨，流亡青岛

1934 年 哈尔滨、青岛

《跋涉》出版没有几日，立刻遭到了日军的查禁，为了安全，他们只好将剩下的陆续销毁。当时哈尔滨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向外逃走，他们也于5月搭上了前往大连的火车，然后经大连转乘日本货船到达了山东青岛。从此萧红再也没有回到过她生长的故乡。萧红在哈尔滨待了大概6年，她亲眼看见日寇席卷了整个东北，度过了艰苦潦倒的岁月。从此她的身体衰弱多病，再也没有复原。在这么多艰苦岁月中，萧红的心理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强烈的女权思想的倾向，二是显著的自怜情绪，三是性情变得更加内向。二萧曾计划由哈尔滨直奔上海，但舒群的邀请和哈尔滨本身的变乱，使他们改变了初衷。到达青岛后，他们立即住进了舒群为他们租好的房子，另一位文人梅林也来到了青岛，他受聘来青岛主编《青岛晨报》，萧军则负责编辑文艺版。梅林和二萧一见如故，成为了他们家中的座上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吃便饭或者联袂出游。他们此段时期的生活比在哈尔滨轻松了许多，乐观的情绪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另外，萧红开始全力从事写作，当萧军在报社上班时，她就在家中写短篇，而且有时也着手撰写长篇。

受鲁迅邀请，投奔上海

1934 年 青岛、上海

当梅林看了第一次在《青岛晨报》发表的短篇小说《进城》(可惜现在已经失落)以后，发现她是个非常有希望、富有情感而又忠实的作家。萧红还拿出从前和萧军合写的《跋涉》给他看。看过以后，梅林表示萧红的作品非常女性化，同时也指出那正是萧红作品中的可贵之处，而不是什么缺点。梅林的夸奖对萧红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此后二萧即拟定日程表勤于写作，朋友们对这种精神甚为佩服。但是不幸的是，《青岛晨报》却摇摇欲坠，他们决定离开青岛去上海。萧军早就算到有这么一天，于是在10月初寄信给鲁迅，问他是否需要他们写作的文稿。10月9日，他们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说愿意看看他们的作品。萧红此时刚好创作完一篇新作品，所以他们将这篇小说和《跋涉》一起寄给了鲁迅。鲁迅的回信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上海文坛随即向二人招手，因此三人于10月尾至11月1日期间搭上了日本货轮前往四百里外的上海，翌日抵达。

与鲁迅会面，收获坚持的勇气

1934年11 月 上海

虽然二萧目标一致，但是他们的感情却出现了显著的裂痕。因为萧军完全不在意萧红的感受，对萧红也总是高高在上，这种傲慢态度不但伤害了萧红，也得罪了很多朋友。但是萧红那时除了萧军，别无他人可以依靠。他们在离开青岛前曾与鲁迅联络，他们甚至把希望和全部的信心都寄托在鲁迅身上。他俩到上海的第一天，就住在便宜的旅社中，第二天才外出找个地方长住，原有的40块路费也已经用掉了一半以上。梅林回到旅社时，知道二萧已经搬到了法租界拉都路283号，他在那里找到了他们。那是一座新建砖房的二楼，位于法租界边上，相当宁静。他们还邀请梅林来居住，但是梅林拒绝了。于是两个刚出道的年轻作家，就开始在新居中辛勤写作。但是上海作家如林，竞争非常激烈，两人的稿件经常得不到杂志社回应。生活也成了问题。两人只能继续和鲁迅联络，二人在上海的第一个月一共写了六封信给鲁迅，鲁迅也都马上回信。11月27日，鲁迅约二人见面，并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同时叫萧军带上《八月的乡村》原稿。30号中午，他们在内山书店碰头，当他们分别时，鲁迅带走了《八月的乡村》原稿，同时借给萧军20块大洋。虽然直到数月后，二萧才有作品问世，但这次与鲁迅的会面却带给他们继续留在上海、继续写作和实现梦想的勇气。

得鲁迅帮助，创作渐渐步上正轨

1935 年 上海

鲁迅和二萧经常通信，帮他们看稿子，会见他们，并且设法替他们出版书籍等。因为鲁迅认为左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去发掘和介绍新进作家，培养文坛新生的一代。在鲁迅第二次约他们见面时，同时被邀请的有日后成为二萧好友的聂绀弩和叶紫;当时胡风也在被邀请之列，但因事未到场。这次会面，成了二人一生的一座里程碑。不久，他俩得到一个好消息，有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萧红的《生死场》，但是因为一些原因，这部书一年后才得以出版。萧红于1935年1月26日脱稿的短篇《小六》，终于在3月5日以笔名悄吟发表在《太白》杂志上。萧红到上海早期的稿件都是由鲁迅代为寄出，稿费也是由鲁迅转交的。二萧的创作终于有了起色，由于他们的转运，他们结识了不少新朋友，这些朋友基本都是鲁迅亲近的一些作家。他俩和鲁迅关系日益密切，他们的作品也经常被刊登，在那年下半年，萧军有六篇作品被刊出，萧红也有两篇作品发表。在鲁迅的帮助下，他们的写作生涯终于步上正轨了，但收入仍不足以糊口，因此他俩的生活始终靠着鲁迅的支援。

底层不幸的轮回：《生死场》

1935年12 月 上海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终于问世了，这是作者第一次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作品。这本书不但使萧红成名，而且也被公认为是萧红的代表作。此书出版之时，也正是萧红情绪的巅峰时期。他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苦苦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真诚，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生死场》共有十七章节。《生死场》讲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哈尔滨近郊一个村庄的乡民“生”与“死”的故事。严酷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连维持最基本的温饱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残缺便成为必然。他们脾气粗暴，行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经过大脑思考，甚至连作为人的本能的舐犊之情都沦落了。二里半、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马一样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小说后七章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日寇铁蹄蹂踊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渐渐苏醒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小说着重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不太注意的历史惰性。全书没有以人物为中心的情节，甚至也没有面目清晰的人物，这一直被认为是艺术缺陷的构思反倒暗喻了一个非人的隐秘的主人公。它隐藏在芸芸众生的生命现象之下。在这片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的乡村土地上，死和生育同样地频繁，显示了生命——群体生命目的的匮乏与群体生育频繁繁衍的对立。

与鲁迅的友谊细节，出版《商市街》

1936 年 上海

当《生死场》一书出版时，萧红认识鲁迅快整整一年了。在这段期间，萧红仅发表了几篇平实的短篇作品、散文和使她一举成名的《生死场》，她也因此跻身于现代作家之林。鲁迅对萧红的创作潜力，大为赞赏。他极力向朋友推荐《生死场》，称之为是“当代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小说之一”。1936年初，鲁迅还称赞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同时，二萧将家从法租界迁到北四川路永乐里的一个亭子间，离鲁迅家只有一箭之隔。他们成了鲁迅家的常客，她这时简直像成了鲁迅的家人一样，每天与鲁迅孩子周海婴玩，帮许广平烧饭。鲁迅说周海婴特别喜欢萧红。这段日子也是萧红的为数不多的很快乐的时期，但是萧红的身体却还是不好。萧红却始终为中断过她的写作，《生死场》出版后不到一年，萧红的另一本著作《商市街》又问世了。当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36年8月出版该书后，不到一个月又再版。这是一本自传体的作品，书名采用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最后一年半所住的一条街名。全书采用编年体裁，记述他俩在那段期间的生活和感受。

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集《桥》

1936 年 上海市

1936年中，文坛掀起了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在文学论战告一段落后，亦即《商市街》出版后的第三个月，萧红又推出了自己的另一作品《桥》。这是她在1933到1936年之间所写的十三篇短篇小说散文集，集子也是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的。此书一出，也受到相当欢迎;1940年初，即印行了三版。这本书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文体也是良莠不齐。其中《桥》和《手》是优秀的悲剧性故事，特别能表现作者无限的潜力。《手》是描写一个农家女孩在学校寄读的动人故事，故事不但对那些所谓的高门大户的残酷罪行作了有力的评述，而且对这些罪行加在女孩身上的各方面的影响，也都作了动人的描述。而在《手》这篇作品中，萧红突破惯例，对主体范围加以限制。书中的主人公王亚明比之于《生死场》中的任何角色都更成功。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但是极为客观。作者似乎要表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就是比较善良的人想要使王亚明那样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取得平等，也都是不可能的。该集子中散文还占三分之二，大部分是个人的回忆，除了对呼兰家乡的追忆，也有对哈尔滨生活的描写。

扶桑之旅：梦境的幻灭与哀愁

1936 年 上海、东京

1936年，正当萧红的人生似乎渐渐变得更好的时候，却好景不长，两件事情使她由成功的巅峰再一次跌入了人生的低谷：一是她与萧军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二是该年十月鲁迅的去世。1936年前半年，经由鲁迅介绍，她认识了茅盾、史沫特莱以及其它数十位年轻的作家、编辑、出版家等等。她当时在文坛已经颇有名气，但是在家中他与萧军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极点，年中，她终于采取断然措施离萧军而去。7月15日，许广平设宴为萧红饯行，萧红独自赴宴，不久即离沪赴日。因为日本安静的环境适合萧红休养病体。另外，她知道自己的弟弟也在日本，故想去与他相见一面，但是终于还是没能见着，因为她弟弟已经提前回国了。萧红到日本之后，开始感到非常不习惯，经常想家，每日除了写作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她在日本的五个月中写了不少东西，后来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成了专门的册子《牛车上》。这集子的第一篇于1936年9月25日在《中流》创刊号上发表，题名《孤独的生活》，是作者自述在东京的寂寞岁月。

返回上海，颠簸流离

1937 年 日本、上海、北京、湖北

1937年1月萧红从东京到横滨市，9日上了日本邮船归国。在神户港稍停之后，直接驶往上海，13日抵达。到了上海以后，立即与萧军重合，两人搬进了法租界的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亭子间。二萧此时与日人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结为挚友，又与东北旧友孙陵夫妇异地重逢，据孙陵说，萧红此时神采飞扬，兴致很高，而这时萧红与她的弟弟终于获得了见面的机会，姐弟在上海往来甚多。另外，萧红返回上海后，常去鲁宅看望许广平，以及去鲁迅墓地祭拜。但是萧军对与他同居的萧红日益疏远，他和胡风等人合流，组成了文学小团体，自认为是正宗的“鲁迅帮”。因为既受虐待，又被忽视，萧红于1937年4月再度离家出走。23日，她一个人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去的理由据说是怀念着北方。1个月后，萧红搭车返回上海，有一次与萧军重聚。但是萧红个人命运的不幸，再度被国难掩盖。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三个月后，上海沦陷。约9月到10月期间，他们动身逃往湖北。

离鄂赴晋，任教于民族革命大学

1938 年 湖北、临汾、延安

二萧在湖北武昌时，住在诗人蒋锡金家中，蒋家亦为《七月》杂志社社址。当时蒋家成了形形色色作家们的客栈，包括端木蕻良在内。二萧在那儿与旧友梅林重逢。当二萧到达武昌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到了不能继续支撑的地步，萧军时常在友人面前揭露萧红的弱点，且经常对她拳打脚踢，使得萧红经常躲在朋友家中。但是萧红后来发现了一个仰慕她而且可以保护她的人。这个人就是端木蕻良，但萧红名气比他大，因此在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中，萧红竟占了以往享受不到的上风。当时抗战日紧，1938年1月，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创始人兼校长李公朴呼吁各界人士往该校任教，以支持抗战。萧军决心参加，萧红、端木蕻良也随行。他们一行人在1月底离鄂到山西临汾。萧红在临汾遇到了丁玲，这位鲁迅曾将萧红与之相提并论过的女作家。丁玲与萧红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了挚友。2月底，日军开始轰炸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全体迁往延安。萧军却决定不与朋友同行，只身前往山西北部调查那边的抗日情况，萧红也这这时候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客居重庆，命定的独行

1939 年 歌乐山

1938年9月，萧红以待产之身离开武汉去重庆，陪同她的有诗人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经过湖北宜昌时，她在码头上跌了一跤，躺在地上好久没能起身，后来才被一个船夫扶起来。9月中旬她才到重庆，心情异常凄凉。她对梅林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因为端木蕻良当时住在《国民公报》新的男子单身宿舍里，没有地方安置萧红，只好把她送到他的友人范士荣先生家里，托范的家属照料。她临产时，白朗将她送到附近的产科医院，但不幸的是，萧红最终小产了。因为这种种的挫折，萧红变得暴躁易怒对一向推心置腹的朋友也不肯吐露真情了。12月底她的日籍好友池田幸子从桂林来到了重庆，在歌乐山找到一间房子，萧红搬去和她同住。自那时起到1939年春天，萧红才渐渐恢复了健康，心情也好了很多。她在那里还结识了另一日籍友人绿川英子。她此时写作甚勤，由来印的散文集中有四个短篇都是1939年在歌乐山写的。

在重庆的多产期

1939 年 北碚

1939年，端木蕻良和作家靳以一块任教于复旦大学，在五六月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复旦大学临时校址北碚附近租了几间小屋再度同居。北碚是重庆一带风景最优美的地方，也是个能促进灵感，有助于写作之地。此后数月成了萧红写作生涯中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之一，她写了好几篇散文、短篇和一册《回忆鲁迅先生》。此外，她自传体裁的小说《呼兰河传》初稿也是在重庆完成的。其中，萧红的集子《旷野的呼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未能使她跻身一流短篇作家之林，《旷野的呼喊》是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故事。另外还有《孩子的演讲》和《逃难》两篇。而在回忆恩师鲁迅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萧红以动人的笔法，捕捉了鲁迅最后岁月中的精彩片段。她在文章中没有去研究鲁迅的思想或他的政治活动，她只是描述了读者不常见到的鲁迅家居生活，她以她女性细腻的手法和画家一样的生花妙笔将景物一一写活了。她这篇回忆被公认为到目前为止纪念鲁迅文字中最隽永、最深入的一篇。

香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

1940 年 尖沙咀

虽然萧红苦苦追寻和平与安定，但是战争却总是尾随在她身后。当重庆遭受轰炸时，她又开始找寻庇护所。最后她和端木蕻良决定离开重庆飞往香港，去编辑“大时代丛书”。萧红于1940年1月间到达香港，她和端木蕻良住在九龙尖沙咀的乐道，是时代书店的所在地。她刚去不久，就写信给好友表达了自己寂寞地心绪。萧红也曾三番五次写信给在重庆的梅林，请他帮忙找房子，但她始终没有回去。而当时留港的东北民主运动领袖周鲸文因为要办一种文艺刊物，便请刚认识的端木蕻良做《时代文学》的主编，之后二人的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萧红于此年写作上非常活跃，不但写了两部出色的长篇，还写了一部极为特别的哑剧《民族魂——鲁迅》，但是这篇相当象征性的作品却从来没有正式上演过。1940年底，她的第二本长篇小说《马伯乐》问世了，这部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描写了抗战初期国统区的混乱和狼狈，刻画了马伯乐等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惊慌失措纷纷逃跑的投降主义者的嘴脸。在当时给世人一个警醒，也给历史留下了一幅难得的战乱世俗图。

文学洛神的诗意叙事：《呼兰河传》

1940 年 香港

萧红最后的杰作《呼兰河传》，是她自传性体裁写作的延续，也是她的巅峰之作，于1940年9月1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小说以萧红的故乡生活为原型。结构不同于一般小说，各章故事相对独立，没有主角人物，也没有故事主轴。小说是背井离乡者思乡情绪下的产物，她以无与伦比的技巧、手法和情感描写了故乡的山川之美，也暗暗批判了故乡的愚昧和落后。呼兰河小城的生存环境封闭窒闷，死气沉沉，除了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跟人跑了”和有二伯提及的“俄国毛子”这一出一进外，基本上是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这样偏远闭塞的生存环境必然带来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芸芸众生的精神麻木又反过来加剧了小城生存空间的封闭落后。二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萧红在书中处处强烈攻击农民们那种被虐狂式的反对任何改善他们生活之举的态度。作家茅盾亲自为之写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魂归离恨天，逝世于香港

1942年1月22日 香港

1941年，史沫特莱前往探望四年未见的萧红，对她身体的羸弱和简陋的居室惊恐不已。数年来在饥饿边缘挣扎，加上战争和情感上一再受打击，使萧红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史沫特莱将她送进了香港玛丽医院，并且不断供应给她衣物金钱，萧红本以为只要借史的好心打针吃药就可，但是却自此病入膏肓。在医院里，萧红的心情稍有转机，来探望的人由茅盾、巴人。骆宾基等人。可是不久情况直转急下，先是受了寒，接着数病齐发，而且很穷困，真正关心她的人却不多。她联络上端木蕻良，请他出面向院方交涉让她出院，但端木和周鲸文都劝她继续留医。后来终于在东北救亡协会的香港主持人于毅夫先生的协助下，萧红离院返家。离院之后，她多半时间躺在床上，期间结识了两个新朋友：诗人柳亚子和骆宾基。虽然痛苦潦倒，但是萧红创作上发表了几个作品，《北中国》和《小城三月》两个短篇发表在香港刊物上。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落入日军手里，萧红旧病复发，再度入院。1942年1月22日十一点，萧红终以喉瘤炎、肺病及虚弱等症离世。死时年仅三十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后面日本火葬场火化，次日她的骨灰葬于浅水湾畔的丽都花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