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

幼年经历

文绣乳名大秀，出生于1909年12月20日（宣统元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文绣的家世，是满州八旗中的鄂尔德特色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名锡珍。父亲名端恭，曾任内务府主事。文绣为端恭的继配汉族蒋氏的长女，其妹名文珊。

1916年9月初，蒋氏将8岁的文绣送入花市的私立敦本小学读书。上学后的文绣改名叫傅玉芳。傅玉芳天资聪明，在学校里无论是国文、算术、自然，乃至图画和音乐等功课，都学得极好，深得老师的喜爱。 

选为皇妃

1921年春，居住在北京皇宫、保留清室帝号的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已是16岁了。

宫中的敬懿、荣惠、端康三位太妃与旧有的王公大臣，以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决议要给逊清小皇帝溥仪选个皇后，举办大婚。傅玉芳的五叔华堪见此良机，竟幻想借机光耀已经很没落的额尔德特家族，便自做主张，将傅玉芳的相片，再袭用额尔德特·文绣的名字，伴同众多待选皇妃的姑娘照片，一起送到清室内务府，等候皇命中选。历经太妃和宗室权贵多次争议之后，方于1922年3月敲定由逊帝溥仪亲自阅看相片“钦定”。不曾想17岁的郭布罗·婉容得选为皇后，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得选为皇妃。 

文绣被选定为皇妃之后，未曾与文绣见过面的溥仪，当即颁下谕旨，要内务府给文绣母亲蒋氏在北京地安门后海的南沿，买下一处大院落做为新居处，另外赏赐紫檀木家具一套，立刻使蒋氏一家的生活大为改观。只读了5年书的文绣也不再上学了，傅玉芳的学名更不许再用，整天在家里由五叔华堪负责讲授君臣大礼，或繁琐的宫中清规戒律，并要文绣熟读《女儿经》。

1922年11月30日，文绣先于正宫皇后婉容一天，被溥仪以隆重的婚礼娶进皇宫，皇宫里称她为淑妃。文绣在皇宫养心殿首次晋见溥仪，恭行三拜九叩之后，溥仪竟冷冷地开口说：“下去歇息吧！”新婚之夜，溥仪也未住进淑妃的新房。次日，溥仪再娶进皇后婉容，也是不与皇后同房，都是单身一个人独寝养心殿。

文绣自入宫之后，并未获得溥仪的宠幸。她每天早上梳洗完毕，就先到溥仪的寝殿问安，再到婉容皇后和四位太妃的寝宫中依序请安，之后回到她所居住的长春宫并关上宫门，过着简单朴素的日子，她或刺绣或教导长春宫的宫女认字，四位太妃和宫中仆役都对文绣的娴静有礼赞誉有加，但这并未能改善溥仪对她的冷落。

后来溥仪特给文绣聘请一位女教师凌若雯，专门教授英语。文绣学习很用心，进步极快，思想也随之开放，进而开始酷爱文学，竟把静心读书当成乐趣。 

移居天津

1924年11月5日，进宫做妃子还不到两年的文绣，赶上了冯玉祥的“逼宫事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带领警察总监张壁，奉冯玉祥之命进入皇宫，强令溥仪与后妃及宫内人等立刻全部迁出皇宫外，去到醇王府居住。后来，经过多次交涉，得鹿钟麟的宽容下，在溥仪离宫后特许他从宫中带走大内藏银——历代元宝6333斤，运至盐业银行兑换成袁大头银圆，做为溥仪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婉容和文绣及皇太妃们日常用品和平日所穿衣服，也允许全部带出宫外。在运送这些物件时，宫中人特将众多的金银珠宝、乾隆瓷器、名贵书画与手卷以及举世无双的古玩佳品等，乘机夹藏衣柜中带出宫外，暂存于醇王府里。 

溥仪一家人离开皇宫，即标志着皇帝、皇后、皇妃的尊号，都自然废止了，如平民百姓。溥仪要为今后自身前途多加考虑，文绣也想以“平等”的身份，凭藉自己的学识，为丈夫溥仪出谋献策，改变寄人篱下的窘境。可是20多天之后，溥仪一家又赶上奉系军阀张作霖率兵进京，赶走了冯玉祥，溥仪既解了对冯氏之恨，又得以自由行动了。 

就在张作霖统治北京之初，前清福建籍的翰林学士，曾官至湖南布政使的政客郑孝胥暗地里向溥仪献策：“欲复辟清帝王业，必定要借助日本为外援。”文绣知之，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即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听信郑氏的鬼话，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可溥仪根本听不进文绣的诤言劝告，反倒于1924年11月29日，在郑孝胥的一手策划下，偷偷地进入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溥仪的家人慌张恐惧至极，认为溥仪被劫持“失踪”了。几天之后，溥仪来信要婉容和文绣一起去到日本公使馆，与他团聚。为了知道溥仪是否一切安好，文绣匆忙来到了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将他所居住的一座二层楼房收拾干净，让溥仪同家人及随行人员居住。文绣和婉容则由公使夫人芳泽幸子亲自殷勤款待。

日本政府向溥仪许诺，承担保护溥仪一行的安全责任，于是溥仪便在日本驻华公使馆里组成了以郑孝胥、罗振玉、商衍瀛等亲日分子的工作班子，积极谋划借助日本的外力，实现复辟，重登帝位的梦想。

1925年2月24日，溥仪一家人及亲信们，在罗振玉和芳泽谦吉的合谋下，离开北京的日本公使馆，迁移到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在张彪从前的别墅——张园住下，后来又搬迁到日租界协昌里的静园居住。在天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白色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 

仗义谏言

文绣面对溥仪的错误行为，屡屡向溥仪建言日本不可信，郑孝胥之流的话不可听，应该悬崖勒马。溥仪非但不听文绣良言相劝，反倒厌恶起文绣了，以冷眼回之。他天天与婉容在一起，上街时也只带着婉容一个人，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同文绣一桌同吃。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所施的赏赐，也没有文绣的份，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绣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绣还不时因婉容寻机起事，遭受无理的谩骂和羞辱。太监或某些婢女见到文绣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时不时给予歧视或施以虐待之行。文绣经常在以泪洗面中过日子，天津的静园皇室家庭已经是容不下文绣了，她开始设法奋起挺身离开。 

在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宦官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而这件事也造成日后“刀妃革命”的导火线。

刀妃革命

正当文绣在天津静园无法生活下去时，文绣的远房表姐夫毓璋的女儿玉芬来到文绣身边。当玉芬得知文绣婚姻不幸、处境悲惨时，立刻坦诚地对文绣说：“现今是中华民国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而溥仪早已被撵出皇宫，是平民一个，不是什么‘皇上’了，他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另外索要抚养费。”就是玉芬这一席话，使文绣决意要同溥仪离婚，争取人身自由权利。 

1931年8月25日，文珊来到静园。午后3时左右，文珊对溥仪说，她姐姐心情郁闷，她想陪姐姐一起出去散散心。溥仪勉强答应，令一名太监跟随她们出去。

文绣乘车离开静园大门后，即指令司机将汽车开往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住进了37号房间，随即正告太监赵长庆：“你先自个儿回去吧。”赵太监不解其意，文绣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赵长庆交给溥仪，并转告说：“文绣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决定同他离婚。” 

赵太监回到静园如实禀报后，溥仪当即慌神了，急忙命下人赶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绣追回来。可是文绣与文珊早已有准备，快速离开了民国饭店，转移到非常同情文绣遭遇、家境富有的张姓寡妇所提供的花园洋房里。通过玉芬和文珊出面跑动，文绣聘请了张绍曾、张士骏、李洪岳三位律师，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溥仪虐待文绣，使其不堪忍受。溥仪生理有病，同居九年，未得一幸。决意离婚，索要个人日常所用衣物和赡养费50万元。” 

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认为这太有伤皇室的脸面，也大失“皇上”的身份了。当时又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王业的关键时刻，这时距离1931年“九一八”事变尚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京津两地的各类报纸，纷纷登载文绣要同溥仪打官司、闹离婚的报道，说什么这是“皇妃革命”，而且支持文绣者极多，大家奔走宣扬，终使溥仪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溥仪无奈之下，也聘请了林棨、林廷琛两位律师，全权代理他同文绣的调解工作。1931年10月22日，在林棨、林廷琛的天津律师事务所里，有文绣出席及其三位律师在场，溥仪与文绣双双同意，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共三条：

一、离婚后，溥仪付给文绣生活费5.5万元。

二、允许文绣带走穿用的衣服和日用品。

三、文绣回北平母亲家生活后，不得做出有损溥仪声誉的事情。

协议共四份，溥仪与他的律师各执有一份协议，文绣与她的律师也各执有一份。

文绣的族兄文绮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将之登在报上指责她：“顷闻汝将与逊帝请求离异，不胜骇诧。此等事件，岂我守旧人家所可行者？我家受清室厚恩二百余载，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漫云逊帝对汝并无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应耐死忍受，以报清室之恩。今竟出此，吾妹吾妹，汝实糊涂万分，荒谬万分矣！”

而文绣也不甘示弱地回了一封信给文绮：“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 ...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这封义正辞严的回信，和“皇妃与皇帝离婚”一事传开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刀妃革命”。淑妃文绣的妹妹文珊，是她家族中唯一一位支持她与溥仪离婚的人。 

在经过两个月的双方律师签字和谈的结果是；淑妃文绣和溥仪皇帝完全断绝关系，溥仪必须支付五万五千银元作为赡养费，而文绣终身不得再嫁，双方互不损害名誉。 

担任教师

离婚后的文绣回到了北平，原本想再回到母亲身边，以自由人身份同家人团聚在一起，得享天伦之乐。遗憾的是母亲蒋老太太早已去世，“黑大姐”也已经出嫁远走，从前的老房子竟被一个本家人擅自卖掉了。文绣只好同已经离婚的妹妹文珊另在北平租房安家了。文绣从溥仪那里所得的生活费，先是支出一大笔钱还清了聘请律师的薪金，给清了打官司所用的开销，最后又被玉芬骗走了一笔，手里所剩的也就不多了。 

1932年的暑假刚过去，文绣恢复了傅玉芳的名字，在北平的府佑街私立四存中小学当上了一名教授国文和图画的教师，这是文绣离开溥仪，回到北平后第一个风光的职业，心情特别愉快。因文绣粉笔字写得好，嗓音清亮，讲解国文课透彻明白，学生都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没想到不多日后，有人查知新来的女教师傅玉芳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出身满洲贵族世家，原本是清末皇帝溥仪的皇妃，在宫中称做淑妃。宣扬出去之后，顿时成为学校里和北平市面上的一大新闻轶事。北平各类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尔后即以绯闻艳事登载于报端，几乎使北平家喻户晓了。于是有众多好事之人，前来四存中小学门前等候，观瞻昔日皇妃的风采。来人越聚越多，使文绣处于活人遭展览的难堪处境中，不得不于1933年底辞掉她心爱的教师职业。因皇妃身份暴露，她租下的房子也不能再居住下去了，便拿出最后的一笔钱，在北平刘海胡同买下一处平房，与妹妹文珊一起隐居下来。 

后来文珊改嫁，另安新家，独自居住的文绣开始向皇室后人——画家傅儒专心学习国画技艺，生活有了寄托也有了乐趣，绘画技艺也很有长进。不久，又有一些军官、小吏与富商、或个别官僚，以为皇妃乃是奇货难得，暗想家中必定有众多天价的文物古宝，便相继以求婚为名，登门讨便宜。文绣都以巧妙的言语或强硬态度拒之门外。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于日本铁蹄之下，文绣更加不得安宁了。倚仗日本人势力的警察、保长或狗腿子们，接二连三地登门向文绣敲诈勒索，甚至逼迫文绣为“大东亚圣战”贡纳重金。如此几年下来，文绣真正成为穷困的平民百姓了，不得不卖掉她在刘海胡同的宅院，另找地方租房住下来，以出卖体力劳动讨生活。先是在家里以糊纸盒挣钱度日，一度还去到瓦工队里当苦力工，因经不起重体力的劳累，最后在街头巷尾里，以叫卖香烟为生，饱尝了人世间的饥寒困苦。 

北平再嫁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北平。文绣经过友人的介绍，在华北日报社当上了报纸校对员。因工作认真尽职，外加才学出众，深得社长张明炜的器重。张社长非常同情文绣苦难的一生，出于关怀之情，亲自出面将文绣介绍给刘振东做妻子。

刘振东是河南人，生于穷苦人家，读过几年书，17岁时入国民党军队，因作战勇敢，由小兵一直升到了少校。他为人爽直，不惹事生非，40多岁仍未成家，当时在国民党军北平行营里负责管理中南海库房。文绣与刘振东经过半年的了解与相恋，于1947年夏季在北平结婚，并在北平西城白米斜街租房安了新家庭。婚后夫妻感情融洽，使文绣享受了完满的家庭生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接管了北平市。出于革命的需要，时过不久即发布通令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军警宪特人员，都要进行登记。刘振东在文绣的劝导下，如实地登记并坦白交代了历史问题，人民政府决定不对刘振东追究刑事责任，不逮捕、不关押，只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给群众监督管制。 

去世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因刘振东表现较好，解除其监督管制，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清洁队当工人。有了工作挣到工资，一家子生活有了保障，文绣和刘振东也搬迁到清洁队附近的西城辟柴胡同，住进约有10平方米的小房里。 

1953年9月18日，文绣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于家中，终年44岁，一生未育有子女。当时只有刘振东守在身旁。事后，由刘振东所在清洁队帮助钉了一具木板薄棺，埋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里。 

家庭成员

祖：锡珍，清吏部尚书，生六子。

父：端恭，锡珍第一子。

母：蒋氏，端恭第二任妻子，汉族。

姐：黑大姐，本名不详，人称“黑大姐”，端恭原配博尔济吉特氏唯一孩子。

妹：文珊，小名“二秀”，文绣胞妹。庆亲王奕劻之孙溥钧嫡妻，但《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说文珊嫁载振之子溥锐，溥锐第一女毓宜（金宛如）已证明“文珊并非溥锐外室”，而是溥钧嫡妻。 

个人作品

文绣颇有文学才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文秀的一篇文章《哀苑鹿》，

其文笔秀雅，立意不凡：“春光明媚，红绿满园。余偶散步其中，游目骋怀，信可乐也……然野畜不畜于家，如此鹿于囿内不得其自行，犹狱内之犯人，非遇赦不得出也。庄子云：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其死为骨为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