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

早年经历

钱伟长毕业照1912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父亲是国学大师钱穆的长兄钱挚。

1925年，先后在无锡荣巷公益学校、无锡县立初中、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苏州大学前身 ）读书。

1928年，父亲病逝后，在苏州上学读高中，学习数理化和西洋史。

1930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高考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

1931年，获得吴蕴初设立的“清寒奖学金”，物理5分，化学和数学一共考了20分，以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18日，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物，转学物理系。 在校期间，和同学顾汉章测定北京地区大气电参数。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获高梦旦奖学金，随导师吴有训做光谱分析，并在黄子卿指导下研究溶液理论。 同年12月，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9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并与孔祥瑛结婚。 

出国留学

1940年1月，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

，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改派至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8月钱伟长终于赶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主攻弹性力学，跟随导师辛吉研究板壳理论，用50天完成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60岁祝寿文集内 。

1941年，提出了“板壳内禀理论”。 

1941至1942年，研究雷达波导管内的电抗、和A．温斯坦（weinstein）合作研究固支受拉方板的振动，1942年获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博士学位。 

1942年--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总工程师，师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研究火箭弹道、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气象火箭、人造卫星轨道、气阻损失、降落伞运动、火箭飞行的稳定性、变扭率的扭转、超音速对称锥流等问题。并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奇异摄动的理论，被国际上公认该领域的奠基人。 

学成归国

蜚声中外的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院士1946年5月，钱伟长回国，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

1946至1957年，研究圆薄板大挠度摄动解和奇异摄动解、润滑理论、压延加工、连续梁、扭转问题、建筑史、扁壳跳跃和方板大挠度。 

1946至1948年，参加了反美扶日、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援面粉等进步运动。 

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 

1950年，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常委、组织部部长。 

1951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副秘书长，并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 

1952年，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缅甸、印度。

1954年，提出了“圆薄板大挠度理论”（1956年获国家科学奖二等奖）。 

1954年至1958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56年，制定规划了中国第一次12年科学规划，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与钱学森等创办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波兰科学院院士。 

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任副理事长。 1957至1976年，从事飞机颤振、潜艇龙骨设计、化工管板设计、氧气顶吹的转炉炉盖设计、大型电机零件设计、高能电池、三角级数求和，以及变分原理中拉格朗日乘子法的研究。 

1964年，他曾独立推得广义变分理论，投递给《力学学报》，但因当时他的身份问题而不予发表。

晚年时期

1972年，钱伟长由周恩来亲自点名，参加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

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7至1990年，从事环壳理论、广义变分原理、有限元、中文信息处理、薄极大挠度、管板、断裂力学、加筋壳、穿甲力学、三角级数求和等方面的研究。 

1979年，中央撤销把钱伟长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1980年，恢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1981年，被任命为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 、《应用数学和力学》杂志主编。 

1982年，“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1979年完成）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3年，邓小平亲自下调令，调任至上海工业大学任校长一职，并写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 

1983年至2003年，历任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他提出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简称“钱码”。同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所长。 

1985年，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86年，在国家标准局组织的全国第一届汉字输入方案评测会上，在34种方案中，“钱码”被评为A类方案。“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1988年，任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1990年后，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4年，由邓小平亲自委任，钱伟长继任为上海大学校长。

1997年，被聘为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名誉校长。

2001年11月，受聘为江南大学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2006年，获多伦多大学杰出校友奖。 

2010年7月30日6时2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遗体于2010年8月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火化。 

个人生活

在清华期间，钱伟长邂逅了中文系的才女孔祥瑛。193

5年，他们都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得以相识相知。钱伟长于1939年到达昆明西南联大与孔祥瑛汇合，同年8月1日成婚。婚礼主婚人是钱伟长的导师吴有训，此后的61载岁月里，钱伟长夫妇相濡以沫。 他们育有一子两女。

钱伟长从大学起，就坚持体育锻炼。在清华期间，已经是大学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1937年，入选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并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 古稀之年的钱伟长以长跑作为锻炼形式。九十岁后，依然坚持每天步行三千步。 

获奖记录

科研贡献

他参与创建北京大学力学系——开创了中国大学里第一个

国际理论力学大会最年轻的大师-钱伟长力学专业；招收中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 出版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力学研究班和力学师资培养班，创建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与此同时开创了全国现代数学与力学系列学术会议，开创了理论力学的研究方向和非线性力学的学术方向。 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钱伟长长期从事力学研究，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形编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41年提出“板壳内禀理论”，其中非线性微分方程组被称为“钱伟长方程”。1954年提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获1956年国家科学奖二等奖。1979年完成的“广义变分原理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4年设计提出的“钱码”，获得198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在1987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银牌奖 。曾被授予波兰科学院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1986年被选为加拿大多伦多赖尔逊学院院士。1988年获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97年9月23日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

共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包括《应用数学与力学论文集》等共约300余万字；还担任5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委和一些国内学术刊物的顾问。曾创办《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采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在国内外发行。著有《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穿甲力学》，合著有《弹性力学》 。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导弹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这件事被转到著名科学家冯·卡门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钱伟长正在研究所从事火箭、导弹的设计试制工作，他仔细研究过德国导弹的射程和射点后发现，德国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导弹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据此，钱伟长提出：只要在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导弹的伤害，英国接受了这一建议。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可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中国科学家钱伟长。 

教育贡献

作为一名教育家，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的突出贡献。 他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 ；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 ；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 ；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 。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技规划” 。

1990年后，钱伟长还担任暨南大学的名誉校长和校董会董事长，漳州大学、沙洲工学院的名誉校长，南京理工大学、江苏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华侨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还任美国《应用数学进展》、《国际工程科学月刊》，荷兰《分析和设计工作中的有限元》，英国《薄壁构件》等杂志编委；乌克兰《应用力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编审委员会委员；《辞海》副主编；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主编；科学出版社《应用数学和力学丛书》主编。 

主要作品

为国而学

钱伟长在中学时属于“偏科生”，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提出新理论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钱伟长在留学途从王竹溪那里借到拉夫著的《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提出了新的统一内禀理论。 

1940年9月中旬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辛吉用宏观的内力素张量求得在外力作用下板壳的张量平衡方程，称之为宏观方程组，而把钱伟长的方程称为微观方程组。辛吉认为虽然两种理论所用的力学量和符号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等同的。辛吉教授提出把两种理论合在一起，钱伟长写成一篇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发表于冯·卡门教授祝寿文集之中。爱因斯坦看后说：“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人物评价

参与了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自动化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中国力学学会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组。1980年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促进了力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的力学事业和中国力学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科学分工做得很仔细，有什么工作他都做。（钱学森评） 

钱老先生对力学贡献很大，他是力学奠基者之一，他对后辈非常关心，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很关心，作为上海大学校长，很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很重视基础科学。（谷超豪评） 

钱伟长老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育者，虽然这么大年纪，但还一心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探索。上海大学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一个典范。（饶子和评） 

在为人方面，他用谦逊的态度为后辈树立了非常良好的楷模。（吴树青评） 

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屈不曲，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2010年感动中国颁奖词） 

终身校长

永远的校长

——缅怀敬爱的钱伟长校长

作者：曾文彪

钱老这一生，在中国刻下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影像，在上大更是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记忆。30年前，他选择来到上海，走进了上大，从71岁到98岁，他用27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理想。两年前，当几乎一个世纪的思索和奋斗停止的时候，他把他的魂落在了上海，把他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上大人。今天，上大人正在为早日实现他的理想，沿着他所确立的发展道路奋勇向前。

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同意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他的任命不受年龄限制。1983年元月，钱老在他71岁时才来到上海工业大学，从此，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就把自己全部的心血投入到上海工业大学及后来的上海大学建设之中。他期盼在这里，实现他振兴教育的理想和希望。

要办一所让上海人民满意的大学

钱老作为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品学卓然的科学家，自他1946年回国从教开始，就怀有为振兴中华献身教育的抱负。不管国内外时势如何变迁，他的这一抱负未曾有过丝毫动摇，并对如何办好教育保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上世纪50年代，我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喊出“十二年赶超英美”的豪迈口号。那么，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算是“赶超”了？钱老的回答是：“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上，有足够数量和足够水平的科学工作人员，来研究解决我们国家生产建设上和文化建设上存在的科学方面的问题时；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建设中的科学上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而不仰仗人家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他特别强调，我国科学工作者完成科学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和文化生活上有更大的提高，科学理论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其水平也是用这个来衡量的。所以，他不认为我国只有培养出了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发明了像相对论这样的理论就算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几十年过去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高等学校竞相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建设国内一流大学”树为办学目标，上大自然也不甘落后。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才算是一流大学？钱老的回答依然言简意赅：能解决上海的问题，就是国内一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一流。钱老把他的这种思想融入到他振兴教育的理想和希望之中。他到上海办大学，就是要想方设法办一所上海人民满意的大学。

首先，他要求他所主政的大学，即上海工大、上大“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在他看来，实行开放办学不是一种被动的应付措施，而是基于对大学发展趋势的洞察而做出的一种主动的、理性的选择，这突出地表现在办学要主动适应上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从他在任校长27年办学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倡导的“开放”、具有多重意义：一是大学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二是大学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从社会（包括国内和国外）得到各种必要和急需的支持；三是大学必须深化改革，破除旧的教育观，树立新的教育观；四是大学应该弘扬学术自由、学习自主的治校、治教、治学精神。大学要“拆四堵墙”的思想，就是钱老推行开放办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和最精练的实践总结。

其次，他呼吁上海的地方大学联合办学，创造条件，建设一所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综合性大学。他到上海后，多次会晤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江泽民和市委书记夏征农，对上海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地方大学在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比那些部委重点大学做得差。但是，地方大学一定要联合起来，因为任何一所学校的力量都太弱。造成力量太弱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建校历史短，而是每所学校的学科设置都过于单一，专业服务面太窄。因此，要把几个学校的力量联合起来，促成学校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此，他相继走访了原上海大学文学院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还邀请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校长来上海工大探讨联合办学的事情，在多方面取得共识。

钱老首先想把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合在一起，他希望两校的干部、教师能理解他的想法。1987年5月，他在上海工大教学工作会议上为此解释说：“合并的好处是有利于发展新学科，互相帮助。我们两个学校是一工一理，理工分家不好，我们总想通过发展理科来充实我们工科的基础教研室，而理科学校也想发展工科，因为他们需要和实际联系，这样我们两个学校就走到一起了。我们两个一并，在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如果两校各自独立，要把两个学校都办好，很困难，都是缺腿缺胳膊的。我们有个希望，争取我们成为上海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个拳头，那么，我们两校的地位和素质就能进一步提高，贡献也将大大增加，使我们真正成为上海市所需要的学校。合并是正确的，是个大方向，让它走向综合性大学！”1988年，上海工大和上海科大共同组建成立了计算机学院。本来，两校合并的事情还在朝前发展，只是1989年突发政治风波，才未及深入。1991年重启两校合并事项，经协商，合并后的学校就叫“上海理工大学”（现在的上海理工大学前身是上海机械学院，1996年才改名为上海理工大学）。1993年5月，上海市教卫办希望促成这所“上海理工大学”和原上海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办学；当年12月，教卫办把四校联合办学的方案提交市领导审议时，市领导断然决定，这四所学校干脆实行“紧密型、化合型”合并。1994年4月25日，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批准新上海大学成立；5月19日，上海市政府任命钱老为上海大学校长；5月27日，即上海解放纪念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堂举行上海大学成立大会。钱老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实行合并，成立新的上海大学，也是我们四所学校的共同愿望。近年来，我们四校在各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大多数还是单科性院校，学科门类不够齐全，综合实力也不算一流，如果继续走老路，势必陷入‘小而全’、‘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只有通过多校联合，实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发展，提高水平，使学校的各项工作都上一个新的台阶。”他在讲话中强调：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就是要为上海服务，办学思路就是要不断深化改革，办学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和世界上其他以城市命名的著名大学一样，无愧于以“上海”命名。

四校合并，百业待举。最初阻碍学校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老校区过于分散，且每个校区的基础设施都很落后。必须尽快建好一个新校区，能够集中办学。为此，已届耄耋之年的钱老亲力而为，四处奔波，多方协商，三年后终于获得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上大新校区工程于1997年7月立项，1998年破土动工，1999年9月完成一期工程、新校区正式启用，2001年新校区工程整体竣工。一个坐落于上海宝山区、占地1500亩（不含规划待征地）、校舍总面积42万平方米、总投资超过14亿元的崭新的现代化大学校园拔地而起，一时间引来万众瞩目，前来参观访问的各界群体或个人络绎不绝，来访者无一不为这里独具匠心的校园布局和充满人文气息的校园氛围拍手叫好，知情者更为钱老为建设新校区所付出的心血而对其敬爱有加。

那年，钱老得知上大新校区工程正式立项以后，兴奋异常，连夜绘制了一幅校园规划草图。不日，他亲自召集校长、书记会议，指着规划图详细讲解了他的设计思想。与会者看着这张画得清晰明了的图纸，听着他那略显急促的话语，无一不为老校长的这份执著、这份热情、这份缜密的思考而感动：这哪里只是一份草图？分明是他老人家心中一所现代化大学的蓝图，他要倾其心血在这块热土上绘制他的教育理想与希望。早在1997年4月上大新校区工程尚未正式立项时，钱老就曾亲笔手书“对新校区总体规划方案设计征集文件的修改意见”，手稿近1700字。1998年8月，新校区工程已经全面铺开，钱老再次亲笔手书“对新校区环境建设的一些设想”，全文近5千字，还绘制了7幅插图。规划草图加上前后两份手稿完整地表达了钱老关于上大新校区，尤其是主体建筑——院系综合楼的设计思想与具体要求。大到校园整体布局，小到楼宇走廊该多宽、男女生厕所如何比配……他一一提出具体意见，几乎每一条意见都附有详细的说明。一字一句，力透纸背，这位老人的缜密心思和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跃然字里行间。

1999年11月初，钱老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教育部部长陈至立视察上大新校区。李岚清同志一进校区就连声赞叹“气势恢弘”！参观者们在校园内，自然想到的是钱老为缔造这个学府所付出的辛劳和智慧。视察结束后，领导和学校的干部、教师代表合影，李岚清同志朝着大家大声地说：我们要感谢钱校长为上大所做的贡献。陈至立同志说得更干脆：没有钱校长，就没有上大的今天。大师与大楼相得益彰焉！

要办一所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大学

2002年1月，钱老在上大中层以上干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对学校第十个五年规划及长期发展规划的设想”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学校长远发展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分四步走的战略设想。其中，“第四步是‘普林斯顿’加‘加州理工大学’的模式。一讲到理论物理、数学，就想到‘普林斯顿’；一讲到航天、原子能就想到‘加州理工大学’。我希望有一天，一提到某个学科领域，就想到我们上海大学。我的想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奔向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简单地说，这“第四步”就是要把学校办得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一样。类似的话他在学校也说过不止一次。很多干部、教师听说了这样一个办学目标都显得有点愕然，谁都认为，就我们目前这个水平，要能办成像普林斯顿大学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似乎是遥不可及，这是不是他老人家“天马行空”，随口说说而已？非也！要在我国办一所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大学是钱老办教育的夙愿。

当年，钱老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就怀揣这个心愿。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为此而遭到严厉批判：“他的野心是想在中国办一个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学校”，“他传播这个资本主义学校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活动，是一种对人民对党的反叛行为”。溯其根源，他的这个“野心”早就有之，而且也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野心”。1939年，钱老在西南联大考取了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同期考取了24位，就在他们即将成行时，欧战爆发，英国不接受外国留学生，所以这批人改赴加拿大留学。这批青年才俊，满怀科学救国强国的理想，在去加拿大的路上就立下誓言：凡是他们出国所学的那门学科“回来以后，这门学科用不着再送人出去留学了，留学是为了无须再留学”。他们中的一些人日后果真在科学界成了彪炳史册的人物，成为我国一些学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其中，就有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人。这批留学生于1940年9月抵达加拿大后，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到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同时师从辛格教授，郭、林两人专攻流体力学，钱则专攻弹性力学。郭、林于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就转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深造，而钱继续留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2年，钱获得博士学位，并于年底应冯·卡门教授之邀也赴美国，到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担任研究工程师，与已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郭、林两位不期而遇，早在这个实验室的中国人还有钱学森。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周培源、傅承义、孟昭英、胡宁等人在这一时期先后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不在同一个实验室，但是也都成了好朋友。钱老在他的《八十自述》中回忆说：他们是“朝夕相处，从世界大事、国事、学术、音乐、艺术，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但怀念祖国、怀念同学、怀念亲人，还是最主要的内容”。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在2010年曾回忆说：“在美国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他们希望回去要办一个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当钱老提出，要把上海大学办成像加州理工学院一样的学校时，不少干部、教师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总还是停留在“加州理工学院有那么大的投入，有那么样现代化的实验室，有那么强大的师资，还有那么厚实的历史积淀”，却偏偏忽视了加州理工学院最重要的传统——科学创新精神，忽视了那边一贯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钱老和钱学森、郭永怀之所以如此推崇加州理工学院，实际上就是对这种科学创新精神及自由、开放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的高度认同。三人相继回国以后，钱老早早地公开表达了这种认同，但遭受误解。郭永怀英年早逝，钱学森离世前几年，向助手直抒胸臆，畅谈了深藏心底几十年的这一心声。钱学森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到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位钱老为前一位钱老提出的上大长远发展目标做了一个毋容置疑的解释。

这两位钱老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不仅归结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心中博大的理想，还要归结于他们兼融中西的学养。他们留学北美，在最崇尚科学创新精神的环境中广泛涉猎，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理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的视野和积累，使他们对中国科技和教育的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荣耀的光环以及晚年平静的生活并没有减少他们为这个国家人才危机、前途命运的担忧。

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

钱老生前有二三十个头衔，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到一般社会团体名誉职务，乐此不疲，操劳一生。2010年7月30日，钱老溘然长逝。我在乐乎楼协助宣传部同志接待蜂拥而至的媒体记者，在底楼大堂遇见钱老的儿子元凯，向他表示了慰问，并说了一些记者采访的事情。谈话间，元凯充满感情地说：“我父亲生前最在乎的就是这个校长。”“在他去世前的27年里，他把上海工大及上大的师生当作自己的亲人，当作自己的儿女，他的家就在上大。”

为了学校的发展，钱老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对师生的关爱是全身心、全方位的。

钱老到了上海工大以后，在学校里有一项教学活动是他亲力而为持续了好几年的，就是听老师讲课。他听课一般听一节，听完以后就提出意见。学校专业门类很广，课程很多，他会有选择地听。一年听几十节课，他都能提出一些意见来。后来，国务繁忙，他很少下去听课了，但他在学校时，总是喜欢到处走，到处看，也会不时地叫助手安排一些人来谈话。谈话对象有校、院、系领导，有普通教师，也有学生干部，谈话内容很广泛，既谈学校里的事，也谈个人的工作和思想。

钱老当校长，学生在他心目中占有最重的分量。他总想着，要把上大的每一个学生都塑造成：“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为此，他一生都在为创办一所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而努力；他亲自绘制新校区规划图，要给学生盖最好的校舍；他倡导“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三学期制），要为学生制定最自由的学习制度；他要求教师必须教学、科研双肩挑，首要的事是教会学生自学，要为每一个学生的终身发展担当责任。他的喜怒哀乐系于学生的每一步成长过程。

学校有两个大会，钱老是一定要参加的，一个是新生开学典礼，一个是毕业生典礼。按照他的说法，这关乎“学生人生的大事”。每次毕业典礼，他希望亲手把一份份毕业证书递到学生手里。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多，发证的时间很长，但他总是精神饱满，脸上始终洋溢着笑意，是那种很惬意的笑。他每发一份证书，就要和学生握一下手。有时候，他会跟边上的人说上一句：“嗯！这个学生手心出汗，手冰凉，那是因为身体虚弱，缺少锻炼。”爱生如子，溢于言表。

学校每年要拍毕业照。在延长校区，若天不下雨就安排在大草坪，若下雨就在体育馆。钱老只要在学校，就会和学生们一起合影。有一次拍毕业照，在大草坪集合学生队伍时，并没有下雨，等学生全部站好队，只等钱老等校领导到位就可以拍了，不料，领导还未到场，却下雨了。负责这次拍摄工作的干部是位新任命的某部部长，他心想，雨不大，那么多人，排好队也不易，队伍就不要散了，等一等或许雨就停了。钱老从乐乎楼楼上下来，正要出门去大草坪，一看正下着雨，就停住脚步，可再一看，学生们正站在雨中，等他合影，顿时勃然大怒，厉声喝道，谁让学生们站在雨中的？是谁？要撤他的职！把这位年轻的部长吓得脸都变色了，赶快把队伍拉到了体育馆。

钱老怕学生出事，最不愿意看到学生因年轻犯错而受到过于严厉的处罚。1989年四五月间，在北京因胡耀邦逝世所引起的学潮骤然爆发，且愈演愈烈。到了5月中旬，上海也有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到外滩市政府大楼前静坐。上海工大也有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要静坐、要绝食，偏偏这个时候，学校上级领导部门的表态却不明朗。面对这种局面，刚从外地回到学校的钱老非常焦虑，他一方面要求学校领导发动干部、教师做好学生的工作，尽力维持学校内部的稳定；二是指示自己的秘书联络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经过紧急磋商以后，以五位大学校长的名义给《解放日报》社送了一封致学生的“公开信”，呼吁青年学生冷静面对，停止绝食，呼吁中央领导及早与青年学生对话，使局面缓和下来。5月18日，《解放日报》以新闻稿的形式，摘要发表了这封信。客观地讲，这封信在当时的局面下起不了什么作用，事态的恶化早已超出了这五位校长善良的愿望，但见校长们终是担忧青年学子在风雨中折断翅膀。

学校里有两处钱老特别喜欢逗留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泮池。

“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钱老一贯强调必须把图书馆办好，主张教师和学生多利用图书馆，养成自由研究、自由学习的习惯。他到上海工大以后，力主建造的第一幢新楼是1984年建的“乐乎楼”，建造的第二幢新楼就是1987年落成的“文荟图书馆”。新图书馆建成后，他亲笔题词：“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由此而定馆名。建设上大新校区时，他又特意关照，要把新图书馆建成学校的“标志性建筑”，耸立在校园中心位置。2000年落成的新校区图书馆壮丽雄伟、设施先进，成为当时国内高校中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图书馆。钱老刚到上海工大的那几年，每次到图书馆，都要去翻看阅览室进馆人员登记册，数一数每天进馆看书的教师有多少？学生有多少？人多了，他很开心，人少了，他会恼火。原工大的老人马都记得，钱老曾凭他一己之力，为学校图书馆一下子争取到近3000种外文原版科技期刊，涵盖的学科非常广泛，一度成为国内高校中拥有外文期刊种类最丰富的大学。事情的原委要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56年国家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规划确定了57项任务。其中，第57项是“科学技术情报的建立”，该项任务中确定的具体办法是“筹建专门机构，组织力量，从事摘录全世界科学技术期刊上的论文，用快报和文摘的形式编印出版”。据钱老讲，对于这项任务，他是向周恩来总理出了很好的主意的。他建议，考虑到国家外汇有限，由大学、研究院所各自到国外购置大量外文期刊不现实，不如由国家出面，成立一个专门的出版机构，通过驻外机构购买外文期刊，买回来后以快报或文摘的形式编印出版。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并委托他具体筹办这件事，钱老就把这件事落实到了上海的光华出版社。若干年过去了，钱老到了上海工大，就又想起这件事。他亲自出面和光华出版社联系，请他们每年把所有已经拆页影印的期刊，包括前几年的再按原本装订起来（本来是要毁掉的），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上海工大图书馆。光华出版社出于对钱老的尊重和感激，照他的意思做了。这样做了几年，后来出版社和学校双方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这件事就没能再延续下来。尽管如此，这件事仍足以载入上大图书馆建设史册。

在上大，还有一个钱老很喜欢的地方，就是“泮池”。这是个有着80亩水面的人工湖。古人云：“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钱老在为学校画的新校区规划草图上就画了个大大的湖，起命就叫“泮池”。最后中标的设计单位“投其所好”，在最初提交的方案中画了一个占地近250亩的湖，美术学院和图书馆这两幢大楼都有一半是架在水面上的，很壮观，非常吸引人，钱老自然是很喜欢。后来综合考虑了土地资源、水体清洁、人身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湖面还是缩小了。在钱老本来的设想中，在泮池边上再建一幢“泮宫”，用作学生与教师活动中心。知道“泮池”、“泮宫”典故的人不难理解，钱老为什么坚持要在上大校园内开凿一个泮池，这寄托着他对学生的关怀与祝福，他希望莘莘学子在泮池意蕴的熏染之下，个个才气横溢，茁壮成长。有了泮池后，钱老指示后勤部门在湖里养了很多鱼，包括锦鲤鱼，他还自己设法从外地引进了天鹅、鸳鸯放养在湖内。师生们在工间课余，徜徉湖边，观鱼赏禽，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钱老挚友费孝通先生专门为此绝佳景观题字：“泮池观鱼。”在钱老最后的二三年里，人们已经很少看见他出现在学校的公众场合，但在天气比较好的日子，师生们倒也不时看到他出现在泮池畔，戴着那顶大家很熟悉的浅色软沿帽，穿着那件大家很熟悉的枣红色茄克衫，端坐在轮椅上，凝视着湖面，沉醉在遐想中。这时候，云淡风清，花影闲照，天鹅、鸳鸯在水面轻轻地游弋，锦鲤鱼在水下浅浅地潜行，湖面泛起小小的涟漪，湖边的杨柳依依地和它们亲昵，一切都显得那么地宁静。师生们走过钱老身边，都把脚步放得轻轻地，没有像以往那样，雀跃地簇拥在他身边，向他问好，和他合影，大家都不忍心去打扰他。此时此刻，老人似乎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化进这所学校，完全没有一点自我。

钱老这一生，在中国刻下了一个令国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影像，在上大更是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记忆。30年前，他选择来到上海，走进了上大，从71岁到98岁，他用27年的晚年岁月实现着自己一生的理想。两年前，当几乎一个世纪的思索和奋斗停止的时候，他把他的魂落在了上海，把他的理想和一条没走完的路留给了上大人。今天，上大人正在为早日实现他的理想，沿着他所确立的发展道路奋勇向前。

钱伟长是上大人心目中永远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