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简介

朱明（1903-1964），男，江西省兴国县鼎龙乡夏坑村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区农民协会主席，县政府土地部部长，县雇农工会委员长，中共南康、上犹、崇义等县县委书记，中央组织局科员，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延安中央党校三部组教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雁门区委书记，雁门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晋绥二地委书记，第一野战军三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生平

朱明，1903年10月生于兴国县鼎龙乡夏坑村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他原名朱良玉，曾用名朱耀辉。7岁给地主放牛，9岁时读书半年，14岁跟母亲挑铁砂、卖苦力，后当长工，直到参加革命。

1928年冬，曾任江西省政府承审员的共产党员侯海帆，在国民党“清党”时奉党的指示从省城回到家乡，开展农民运动。在侯海帆的启发下，朱明参加了鼎龙农民暴动，当上了乡农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4月，当地恶霸配合国民党军，率领“返乡团”从赣州杀回鼎龙，捣毁工会、农会，捕捉革命者，放火烧了朱明和当地7户群众的房屋，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报复，并且悬赏通辑朱明。在群众的掩护下，朱明逃离虎口，转移山区坚持游击。6月，朱明找到在山区坚持斗争的县革命委员会，领了10多条枪，组织鼎龙暴动队，在暴动队当分队长兼干事，率领暴动队与敌人战斗。9月，游击队解放兴国县城，恢复革命政权后，朱明当选为鼎龙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兴国县成立苏维埃政府，朱明当选为鼎龙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1930年7月调任兴国县政府当土地部长兼雇农工会委员长。

朱明离开家乡后，他的两个弟弟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担任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另一位弟弟担任了儿童团长，红军长征后，都被敌人杀害了。朱明家的房屋也再次被敌人烧毁。

朱明离开家乡后，先后担任了南康、上犹、崇义等县的县委书记职务。1930年冬，朱明调任赣南苏维埃办事处土地部部长兼信丰、南康游击大队政委，在赣南开展武装斗争，配合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不久，又被调任赣南暴动第二路总指挥部政委兼路委（也称信丰、赣县、于都、安远、南康五县边界特别区委）书记。上任不久，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书记郭承禄、共青团团委书记萧国璋、行委宣传部部长马荣兰等人，受“富田事变”的影响，提出“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制造了“信丰事件”。

朱明以一个政治工作者的敏感，意识到郭承禄等人错误的严重性。他郑重地劝告他们，大敌当前，以团结为重，任何分裂红军的言行都是错误的，应齐心协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进攻。但郭承禄等人听不进去，一意孤行，迫不得已，朱明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汇报情况。郭承禄等人则趁朱明离开信丰之机，在信丰召开“反毛（泽东）大会”。

朱明在去找陈毅的途中历遭敌人追捕，在穿越敌人几道封锁线后，形势更加严重，满山遍野都是敌人，凡能行走的地方，敌人都设有封锁线。朱明几经努力未能通过，还险些被俘。他感到请示上级暂难以实现，便返回信丰组织力量抗争。

朱明返回信丰后，郭承禄等人责令他在五县特别区委所在地韩坊主持召开“反毛（泽东）大会”。朱明坚决抵制，既不开会，也不传达，而是积极向干部群众揭露事实的真相，争取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郭承禄写信追问他开会情况，朱明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局。1931年1月，朱明出席了红三十五军军委和赣南行委在信丰召开的处理信丰事件的联席会议。会前，朱明向红三十五军军长、赣南行委委员罗贵波详细汇报了“事件”发生的始末，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对会议改组赣南行委、制止事件发生和稳定赣南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省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8月，红三十二军编入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阿坝北进。左路军各部队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经过艰苦跋涉，于8月下旬全部到达阿坝、巴西、包座地区。

9月3日，张国焘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的南下主张，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此时，红三十二军已进驻马尔康、松岗地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驻地松岗召开红三十二军连以上干部大会，煽动要挟与会干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支持张国焘南下的主张。当时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被排斥在会场外。朱明担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他在会上，和宣传部部长王透等政治部的绝大部分干部，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明在会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背离党中央的错误行为，主持会议的张国焘的追随者们大骂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表示追随张国焘南下。会议气氛紧张，对立情绪严重。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后，找借口免去了黄火青的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职务。为了保存斗争实力，黄火青设法让朱明接任了红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朱明接任后，斗争更加激烈。张国焘的追随者气焰嚣张，有一次在会议上，一位军首长提议要开除毛泽东的党籍。朱明挺身而出，站出来据理反驳，批评张国焘成立的“党中央”是“伪中央”，被那位领导者指为“附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双方在会上争吵起来。结果朱明当了一个星期的政治部主任，就被张国焘撤了职。此后不久，红三十二军里和朱明一起拥护党中央北上政策的干部，先后被张国焘以各种借口撤销职务，调离红三十二军。

1935年10月20日，红三十二军占领懋功县，张国焘以“开辟地方工作”为名，将朱明调出红军，留在懋功担任县委书记，仅拨给他一个连和几十支破枪。朱明在懋功县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扩大革命武装。只有3个月时间，他带去的一个连已经发展成为有四个连的懋功独立营。创造了一块稳定的红色根据地。四川省委书记傅钟了解朱明的情况后，请示朱德，把朱明调到四川省委担任组织部长。

1936年2月，随张国焘南下天全、芦山的部队，在敌军围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经懋功向甘孜方向撤退。朱明在懋功归队。4月，部队到达甘孜后，张国焘再次把朱明派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甘孜朱倭区担任区党委书记，采取不给人马、不拨枪支、不发弹药、不给军饷的卑鄙手段，迫害朱明。当时朱明身患重病，由警卫员扶上马，送到朱倭。

朱明病情略有好转，便深入群众开展工作，还主动与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接触，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朱倭3个月，不但没有被藏族人杀死，反而成为藏胞的朋友，连寺院喇嘛都给他送饭送药，保护他的安全。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分布在懋功、甘孜一带整编，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三十二军干部梁仁芥，及时到朱倭把红二、六军团到达的喜讯报告朱明。朱明立即赶赴甘孜，找任弼时汇报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言行和自己两次被迫害的经过。任弼时非常赞赏朱明的顽强斗争精神，他详细地向朱明询问了松岗会议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张国焘错误言行的细节，并把朱明留在红六军团六师帮助工作，及时地让朱明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当中，朱明积累了丰富的战地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把自己的经验体会整理成题为《战时政治工作》的文章。该文在八路军一二0师曾以会议纪要形式，发至营团以下的战斗单位。

1941年10月，他到一二0师三五八旅担任政治部主任，1942年初，军分区和三五八旅的主要干部赴延安整风学习，军分区和三五八旅的工作由朱明和旅参谋长李夫克主持。

1942年5月中旬，驻山西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八十五大队，横尾中队、稻田中队、以及吉岗中队、小关中队、佐佐木中队各一部，连同伪军共700余人，奔袭军分区机关驻地山西兴县县城。不巧部队外出背粮未归，留守的机关干部和部队不足400人。朱明、李夫克接到敌情报告后，一面急报军区，一面立即组织把部队按班排和民兵一起组成游击分队，沿途骚扰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

5月18日上午10时，敌村川大队进入二京山伏击圈。朱明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四起，敌人在山梁上倒下一片。敌人多次组织突围，均被八路军打了回去。敌大队长村川困兽犹斗，挥舞战刀乱砍乱杀，亲率日军冲锋，也告失败。敌人伤亡过半，村川也负了伤。傍晚，天气突变，大风刮起了漫天尘土，伸手不见五指。双方各自收兵，暂时休战。

次日拂晓，朱明接到报告，敌人昨夜趁大风逃跑了。朱明冷静地判断敌人携带着伤兵，饥疲劳累，跑不出多远，于是下令各部队追击。

5月19日下午，敌村川残部被包围在田家会村内及村北一个山头。下午4时，朱明、李夫克在田家会附近的冯家沟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当天18时30分发起总攻，将敌人聚歼于田家会村内。

夜幕降临，总攻开始，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同时发起冲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至晚上21时许，除数十名残敌借夜色落荒而逃外，余敌悉数被歼。田家会战斗，八路军以伤75人的代价，歼灭敌人700余人，打击了日寇任意闯入抗日根据地“扫荡”的嚣张气焰，吓得日伪军连续15个月不敢向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的进攻。

有一次，三五八旅在雁北朔县天主教堂里俘虏了一名德国传教士。这位传教士又是耸肩，又是摆手，嘴里叽哩咕噜说着洋话，显示出日耳曼民族的“优越的高傲”。朱明安排他与自己同吃同住，从各方面给予他关心和帮助，这位传教士很受感动。释放他回去的时候，他用汉语说：“在解放区，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官兵平等，军民一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仁义之师。”他对八路军由误解、敌视转化为友好、崇敬。后来，他曾多次给八路军送来药品、电池和其他当时难于买到的物资。朱明领导的三分区对敌斗争开展得好，受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表扬。

1947年8月后，朱明先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政委、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宜川战役、扶眉战役、兰州战役等重大战役。在宜川战役中，朱明上前线勘察地形时，一脚踏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幸亏警卫员将他推开，才幸免于难。

解放战争中，朱明担任了中共晋绥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分区政委。当时解放区主要工作任务是搞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中，朱明非常重视掌握政策界限。当时在各解放区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是农民翻身作主人，农民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排长，因为家庭出身有点问题，被当地要回去参加土改，却被整死了。鉴于这种情况，朱明要求晋绥地区的干部，凡是涉及到自己家乡土改时，本人向组织写出材料，提出建议，本人不必回到当地参加土改。朱明把这条政策通知各县后，还要求派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干部，既要放手发动群众，但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要让土地改革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朱明的主持下，有效地避免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斗争扩大化。

在当时上级关于土改工作的文件中，提出定阶级成分要查三代。有一次在地委开会的时候，有个干部提出查三代的做法危险，因为会把他这个贫农查成富农。实际上从他父亲开始就是贫农。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机关和部队中都很多。朱明采纳了这条意见，决定晋绥地区的土改中，确定成分不查三代，以本人当时是什么成分就定什么成分。还有的干部提出一种极左的观点，说机关和部队不要党的支部，而是要成立贫农团，由贫农团来领导。朱明对这种极左的观点非常反感。他说：“过去我们取得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靠党的领导，靠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谁要取消党支部搞贫农团，就是取消党的领导。我们决不允许。”朱明十分重视党的政策，防止了极左路线在晋绥地区的泛滥，保护了大批党政军机关里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中很多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参与了总政治部的组建工作，并主持组织部和全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负责组织起草和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等一系列规章条例，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机构的编制建设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时期的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1月1日，朱明在北京逝世。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在公祭仪式上的悼词中说：“朱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一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和许多模范事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