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史不绝书,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汉武帝之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
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肆意抢掠,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
汉武帝当政后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文景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
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北匈奴郅支单于击败,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三次入长安朝贡,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宫女王嫱(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篡汉。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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