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明三朝宦官专权

宦官（明清多称太监）专权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史上的硬伤，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宦官专权的现象，而赵高、张让、高力士、李辅国、魏忠贤、李莲英等等大宦官也因此而名载史册，甚至比一些文臣武将更具影响力和破坏性。宦官专权以东汉、唐、明三朝演绎得最为激烈，而这三朝也因此难逃帝国衰亡的命运。

汉代外戚掌政是造成宦官专权的诱因。西汉初期的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刘邦死后，她完全打破了刘邦与群臣在“白马之盟”中所立下的“非刘氏不王的誓约”，大封吕氏家族成员为王，外戚开始莅登汉室政治前沿，到西汉末年汉成帝时愈演愈烈，皇太后王政君任其兄王凤为大司马，掌握朝中大权，又在一日间将王家五个兄弟封为侯，并称“五侯”，西汉的政权落入外戚之手，真接导致王莽篡位改制和西汉消亡。

而东汉后期又重蹈履辙，汉和帝时尊窦氏为皇太后，其兄窦宪执掌大权，外戚重又把持朝政，从汉和帝开始后的东汉皇帝不得不靠扶持利用亲信的宦官来挟制外戚，郑众成为汉代第一个被封侯的宦官。汉恒帝利用宦官诛灭梁冀，同一天里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个宦官为侯，即所谓宦官“五侯”（与前述“五侯”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巧），宦官权势的膨胀得到了顶峰。

此后，宦官和外戚又互相掣肘，阴谋杀戳。最终，外戚何进欲利用外镇军阀董卓诛灭宦官，不想消息走漏反被其害，导致天下大乱，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总之，外戚独揽大权，飞扬跋扈严重威胁皇权统治，迫使孤立无援的皇帝不得不倚重内臣宦官维持自己的尊严和权利，是汉代宦官专权的初始原因，外戚宦官争斗不止轮番为政是其明显的政治特征。

藩镇割据，军权旁落是中晚期唐朝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唐朝开辟了封建王朝空前的繁荣盛世，成为八方来贺的天朝大国，但是它的兵制却承用隋唐先世的遗风，重用异族，导致汉兵衰颓，又因国威浩荡，为攘夷外族，于边陲地区置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后，大封平叛功臣为节度使，节度使遂由边疆扩展至内地，与诸镇互相勾结，各自为政，拥兵自重，伺机叛乱，成为中晚唐统治政权的困局。

另一方面，泾原之乱中，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等护驾德宗，取得德宗信任，将禁军指挥权交由其掌控，又厚资军资，扩充军额至十五万，称“神策军”，中央禁军尽在宦官之手，随着宦官权势的扩张，皇帝的废立和生杀大权也尽在其掌握，从唐穆宗之后的八位皇帝中，竟有七位为宦官所立，可见，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且不用兵力遂不能铲除的地步，但外部军力都早已不听命于朝廷，等到真有这样实力的野心家出现，唐朝就只有易主的结局了，所以节度使朱温最终夺位也是必然的。

明代加强专制中央集权，废除丞相之职，设立厂卫机构为内臣专权提供了必要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因为胡惟庸案遂下定了裁撤中书省及丞相之职，组建起草传达圣谕的内阁机构，但在实践过程中，太监发挥了其在皇帝和文臣之间进行调和的作用，并逐渐伸入权利终端，宦官王振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宦官。

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作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力的首辅，也不得不通过结交太监，糅合其与皇帝的关系，实现其政治主张。同时，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监察百官和加强集权的机构，又大用太监内臣，成为他们作威作福，压制文臣，欺压百姓的工具，营造出了人人自危的黑暗恐怖局面，虽然崇桢帝即位后首先将大太监魏忠贤予以歼灭，但大明王朝内部的颓势已不可收拾。

汉唐明三朝宦官专权虽各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特征，但宦官政权和宦官还是有其共性和必然性的。

其一，宦官专权是封建皇权政治下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权力搏弈的结果。宦官作为特殊的政治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是封建统治和皇权政治下的普遍现象，无论是汉代的外戚和宦官，唐朝的藩镇和禁军，明代的内阁与太监，也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少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利益纷争，都与能臣武将称王称霸，以及王朝更迭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第二，宦官集团在其鼎盛期均未夺取皇权。宦官作为皇宫的内臣，皇家的权才地位，他们要比其他朝廷官员更依附于皇帝，他们没有子孙后代和可以发展的家族势力，再加上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束缚，使他们不具备高瞻远瞩，逐鹿天下的基本条件，宦官们热衷于权力主要是为贪恋或保全一时的荣华富贵，很少有觊觑皇权本身的动机和目的。

第三，宦官集团及其成员均难逃身前轰轰烈烈，身后冷冷清清的命运。

无论这三朝的宦官、太监们怎样地权倾朝野，不可一世，但他们曾经光鲜的外表，也掩盖不了其处于封建等级社会中被奴役、被压迫的社会底层的卑微地位，世人皆用有色眼镜视他们为上不了台面的另类，因此，他们中许多忠义纯良之辈的事迹和功绩被湮没在了后代史官的笔下，而一些弑君，夺权，残害忠良，密谋反叛，制造参与宫廷悬案、冤案等等的小人行径却往往被详细地记录在案，很少有人为他们作书立传，他们永远是圣主明君、时世英雄、开国元勋们的陪衬和点缀，他们被冷淡的笔调尘封在了无人关注的角落，这是宦官（太监）们群体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