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郭桓案"牵连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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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布政使徐本更是为道同抱不平，他了解道同的为人，更敬重道同的品德。道同廉洁自律，与家人一起常年吃糙米粗食，省下俸禄厚奉老母，并周济贫寒百姓。

徐本曾经与道同发生过一次龃龉，小县令的执拗与倔强，竟使徐本深为敬佩。事情是这样的：番禺县有一个姓胡的郎中，医道虽然高明，品行却是极其恶劣。他仗势凌辱百姓，被道同抓来问罪，按律当受答刑。

恰巧，徐本正要找这个名医看病，急忙亲临县衙，请道同赦免胡郎中。他礼貌地恳求道：“贵县，胡郎中虽然按律当受刑，无奈，本官急需他诊治，可否谅情饶他一次呢?”

道同决绝地摇了摇头，说道：“朝廷之法难废，百姓之屈必申。请大人不要学永嘉侯的样子。”徐本说情碰了壁，悻悻而去。胡郎中受过答刑之后，才被放走。

事后扪心自问，对道同忠于法宪、体恤百姓的“固执”，反而产生了几分敬意。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两人反倒成了朋友。

现在，这个忠于朝廷、爱民如子的好官，无端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而死。徐本对官海的险恶，朱亮祖的心狠手辣、目无王法，惶惶不可乡日。他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道同被杀的第五天，他的奏章才被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朱亮祖贪污受贿、暴戾蛮横、赏恶罚善、为害百姓等罪状，每件都是条分缕析，凿凿有据地写在奏章上。自己因为打击土豪，便受到朱亮祖凌辱答杖，以及百姓身处水火之中而哭诉无门的种种苦状，更是写得一字一泪。

朱元璋将奏章反复看了三遍，觉得自己上了朱亮祖的当，不由得拍案叹息起来：“那道同，官卑职微，处在达官贵人的包围之中，却敢于同邪恶抗争，实在是凤毛麟角呀。那朱亮祖竟然胆大包天，捏造谎言欺骗朕躬，实在是死有余辜。既然诛杀道同的手谕刚发出不久，追回还来得及。”

于是，朱元璋派飞骑速下广东，追回前命，并命道同立即入京陛见。但是，一切都晚了。飞骑的四蹄再快，也没有朱亮祖的一把刀快。使臣赶到广州，道同早已经被杀了。

正义得到伸张

朱元璋知道后、他细细算算日期，立刻醒悟过来：是朱亮祖在使计捣鬼骗了自己。他气愤之极、当即颁下一道谕旨，锁拿朱亮祖以及他的儿子、时任广东卫指挥使的朱暹，一同进京。

那是在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镣铐叮当，被带进午门朱元璋站在奉天门的台阶上一脸肃杀怒气。朱亮祖一见，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跪地膝行。来到皇帝面前以头撞地，哀哀哭求道：“陛下，臣知道，我父子罪该万死。望万岁看在臣跟随你老人家，南征北战、出人死的分儿上，饶恕我父子的性命吧!”朱暹也紧跟着哭求。

朱元璋把压抑在胸中的怒火迸发出来，说道：“留下尔等性命，只会用鱼肉百姓、残害清官和耍鬼蒙骗来报答朕躬!”只见朱元璋大手一挥，“武士们，给朕狠狠地打!”

善观眼色的武士们知道，皇帝要的是催命棍。一个个蜂拥上前，用尽全力狠狠打去。直到朱家父子血肉横飞，气绝身亡，朱元璋方才在侍从的簇拥下，恨恨离去。

庆幸正义伸张、父母官道同沉冤洗雪。为了不忘父母官的恩德，很多家庭供起了道同的神主。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皇帝的仁慈，朱亮祖父子被打死的第二天，朱元璋发布旨意，以侯爵之礼安葬朱亮祖，并亲自撰写墓志铭，详述他的丰功伟绩。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演了一出猫哭老鼠的闹剧。朱氏父子公然欺瞒朝廷，横行不法，更使朱元璋认识到武将们的咄咄威焰，促使他加快了诛杀武臣的步伐。

“空印案”

说到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件，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钱粮案。钱粮案中包括了两桩案件，其中一案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的“空印案”，这是明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最多的一件大案。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在1373年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

为了表示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但是，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分毫不差。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常常发生，各地也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

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干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

但是，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于是，他把有关人员统统抓了起来，并立即处死了。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其实，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这时，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鸣冤。

朱元璋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于是，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他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是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的，朱元璋立刻转变态度把郑士利杀掉了。

“郭桓案”牵连无数

朱元璋严惩贪污之令屡次下达，但违犯法规的人还是有的。其中一桩大案就是洪武十八年发现的盗窃仓粮“郭桓造罪”。

有一天，朱元璋接到一份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朱元璋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郭桓是户部侍郎，户部主管全国户口、土地及钱粮等。在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案件中，拿以六部为罪魁，而郭桓被指责为诛首第一人，也是头一次，从公布的罪状中看到贪污的事实是极其严重的。

罪状中说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而郭桓实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这些可抵二百万石，其余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还有五十万贯钱，伙同其他人私分了。又有应天等五府州县，十万亩官田地夏税秋粮并无一粒上仓，而是被郭桓等户部官员分赃，军队卫所的仓粮被卖空。

事发之后朱元璋进行了严惩：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至此，逮捕判刑、死的各省官吏，多达两万人。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因此，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有多么狠，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郭桓案只有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这样看的话的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可是朱元璋并不认为自己处置过当，他对诸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其实他是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这样，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不训、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人，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的。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