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为什么要同时弹劾四个宰相

北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将赴任舒州的韩琦，被一纸调令留在京城，任右司谏。

次年，景祐三年河东地震死伤万余、西夏元昊侵占边境诸州建立西夏国。

这两件事，让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河东地震预示着上天的惩罚，视为不祥之兆。西夏元昊建国，脱离宋朝属国身份，且侵占边境十余州境，西北地区很可能，再次进入兵戈时期。

在此背景下，以韩琦、宋祁为首的“少壮派”士大夫政治集团，纷纷上疏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同时他们在河东地震这一天灾人祸上大作文章。认为宋王朝腐朽无能的“当权者”触怒了上天，主宰人间万物的“天”才降灾于民，以警告“当权者”。

何谓“当权者”？肯定不能直接指责皇帝，那就只能宰相“背锅”。宝元元年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应对灾情不利，对西北边事更是束手无策。斥责其“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仁宗皇帝见疏，于同日罢去四人职位。此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也是韩琦一生的高光时刻。

其实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其背后的政治逻辑，及其制度建设，发展过程很是耐人寻味。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古代政治事件。同时，也是北宋仁宗朝“君、宰、谏”三方博弈，此消彼长的初始缩影，更是北宋“”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

“片纸落去四宰执”有多难

“片纸落去四宰执”，这个操作难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参照明朝沈炼以“十罪疏”弹劾首辅严嵩，被处以杖刑，谪居保安州为民，后被严嵩迫害致死。

这种事情做起来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走钢丝，稍一闪失就会粉身碎骨。虽然宋朝较比明朝要温柔了很多，不至当众庭杖，但是把你贬谪出京，未必不行。

那么，为何在宋朝，作为言官的韩琦，可以同时弹劾掉朝廷的四名宰执，并且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如此高难度的操作，却能在轻描淡写中完成？

韩琦时任右司谏，属“台谏”官员，有监督百官之权，谏议皇帝之责。属七品官。王、陈、韩、石四位都是位列宰执，虽说韩琦有谏言之权，但是一次性弹劾四位宰执，于国非益。

况且，仁宗皇帝不可能仅凭韩琦一封奏疏就罢黜了四名宰执。宋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的核心代表就是文官一把手的宰相。如果贸然罢黜四名宰相，由皇帝来充当宰相的角色，以皇帝自己的行政事务处理能力，是不足以应对繁杂的政务。

可以想见，在宝元元年的某一天，韩琦以“少壮派”士大夫的身份入宫觐见仁宗。时值内忧外患之际，王、陈、韩、石均无宰执之才，仁宗皇帝欲罢黜，但又碍于祖宗之法，无故不得随意罢黜宰执。故而与韩琦商议，由韩琦上疏弹劾四位宰执，久居高位无有建树，继而罢黜。

为何能够弹劾掉

按照常理度之，即使皇帝有意罢黜宰相，但仅凭右司谏韩琦的一封奏疏，就在同日罢免四位，这也不符合正常的古代政治内部的监察流程。关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说下仁宗年间的“台谏”制度。

何谓“台谏”，官方解释：“宋朝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掌纠弹，通称为台官，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掌规谏，通称谏官，由于二者职责相近，故合称台谏”。

通俗解释就是：御史与谏官的结合体，专司监察百官、谏言皇帝之职，属于古代官僚系统内部的监察机构，即所谓“言官”

“台谏”制度的发展以仁宗朝最为关键和典型。 因而有“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之说。

仁宗朝初期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台谏屡次进言要求太后还政，这些言事基本上全遭到太后的压制。

此后仁宗亲政后，又经历吕夷简时期，吕夷简执政期间一权独大，压制“台谏”，致使“台谏”在当时的地位很低，更是无法行使职权。

直到仁宗庆历年间，在以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上台执政后，“台谏”得到执政者与当权者的大力支持，敢言之气得以培育，并形成了能与宰执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仁宗在罢吕夷简后，摆脱了政治上的羁绊势力，“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员”，先后任命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且严令“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现任辅臣所荐之人”。直接拿掉了宰执对于台谏官的任命之权。使台谏摆脱了官僚集团的控制。

仁宗对于台谏可谓优待到了极点，余靖进言时；“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身臭汗薰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依然是对台谏的谏言基本上都能采纳，有时甚至是“惟言官是听”，凡是被台谏所攻击者少有不罢黜者。

仁宗朝的夏竦、吕夷简、文彦博、范仲淹均遭到台谏的弹劾，继而免职或贬谪。

因而也就不难知道，为何韩琦能够“片纸落去四宰执”，这其中不仅有着皇权的支持，台谏机构的日益壮大。也因为宰执集团的日趋庞大，甚至到了逐渐压制皇权的地步。

因而，皇权集团要尽快扶植能够替代皇权与之抗衡的势力。言官显然是最适合的，在经历了仁宗的“台谏”制度改革后，言官集团不仅掌握了话语权和监督权。

同时，不再受制于中枢机构，摆脱了执政集团的制约，逐渐成为能与宰执抗衡的新势力。

过犹不及

有时候皇帝过于支持也未必就是好事，当仁宗过分的依赖“台谏”机构，那么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违背设立者的初衷。欧阳修曾言：“即使台谏有时风闻不实，也予以优容，苟有罢黜，则被其所劾者也不免。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

在言官的个人待遇方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

在仁宗的支持下，“台谏”这一原本仅是监察官的职权无限放大，甚至已经开始干预朝廷中枢的决策。苏轼就台谏曾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新科进士汪辅之责问富弼：“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弼不能答。”

范镇曾言：“今陛下不以是非自专，而以责中书、枢密院大臣，中书、枢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而已”。作为文官集团的一把手，竟然要遵从台谏的旨意行事。且台谏不过专司弹劾稽查之事，却无形中因为皇权的支持，而越俎代庖，插手政府行政事务，这显然是违背了仁宗大力提升台谏的初衷。

摭人之阴私

当“台谏”结构随着自身势力的日益庞大，其成员逐渐参差不齐，其上书言事的对象和原因便逐渐发生偏移。刘沆就说：“自庆历后，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

设立台谏的目的是：“司君上之过， 纠臣下之罪”而非以他人之微末过失，大肆弹劾。仁宗朝后期出现“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的情形。

当“管闲事”已经管到皇帝头上了，仁宗感觉到“台谏”的路好像走歪了。很快，仁宗见台谏之风日益猖獗，故而下诏：“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劾，违者罪之。”

然而当“台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之后，皇权想通过一纸诏书而停止其运作，已经不可能了，自仁宗朝始，随着“台谏”之风愈刮愈烈，逐渐沦为党争的“黑手”。朝臣以上书言事为由，互为攻讦。“台谏”制度全然没有了监察百官的作用。

然而，向来注重“祖宗之法”的宋朝君臣，将这一风气代代相传，经过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以后，更是成妖邪之风，席卷朝堂，直至宋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