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耶律洪基是个怎样的皇帝？信佛好杀、崇儒不仁的矛盾君王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个怎样的皇帝？佛好杀、崇儒不仁的矛盾君王。综合史书记载，道宗性格特征极其复杂，既有明显的汉化倾向，又极端崇信佛教，但在治理天下时又荒于政事，滥杀无辜，表现出了一位中央专制集权皇帝所特有的复杂人格和矛盾心理。今且述而论之：

史载道宗为皇太子时，接受过辽国顶尖儒学大师萧惟信、姚景行、耶律良的教育和熏陶，为其以儒术治国奠定了基础。道宗初政，便下诏书“求直言”：

“朕以菲德，托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其体朕意。”

而且，道宗不但自己学习儒学，更致力于儒学的推广，比如，他曾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在中京置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等。在此基础上，其以儒学为治道，继续扩大开科取士规模，并新增了“贤良”科，他简律文，宽刑狱，“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禁盗贼”，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道宗还具有颇高的汉文化素养，擅书法，好诗词，传世之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剪碎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意象不俗。

辽道宗广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是他所说的两句名言。一句是他曾经请求宋朝将仁宗画像送给他观看，结果其“盛仪卫亲出迎，一见惊肃，再拜。语其下曰：‘真圣主也，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捧盖，为一都虞侯耳。’其畏服如此。”另一句是他听说宋太宗去世，竟握着报丧使的手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另外，史传道宗还曾花了数千两银子铸造佛像，并在像后铭文曰“愿后世生中国”，虽然今人史家多有争议，但其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却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道宗虽然表面尊重儒家，在行政过程中却大悖其道。比如其所谓的“求直言”只是停留在表面。就在下“求直言”诏书的第二年，道宗就开始滥杀大臣：清宁二年，萧阿剌与萧革同掌国政。革谄谀不法，阿剌争之不得，告归。上由此恶之，除东京留守。会行瑟瑟礼，入朝陈时政得失。革以事中伤，帝怒，缢杀之。皇太后营救不及，大恸曰：“阿剌何罪而遽见杀？”史载这个阿剌性忠果，晓世务，有经济才。议者以谓阿剌若在，无重元、乙辛之乱。

萧革中伤萧阿剌之事，在《辽史·萧革传》中有更详细的记载：“会南郊，阿剌以例赴阙，帝访群臣以时务，阿剌陈利病，言甚激切。革伺帝意不悦，因谮曰：‘阿剌恃宠，有慢上心，非臣子礼。’帝大怒，缢阿剌于殿下。”事实上，即如和道宗自小青梅竹马长大的结发之妻、大辽皇后萧观音，也因向道宗进谏而被疏远。后又被权臣耶律乙辛所害，道宗盛怒之下，竟然又谥杀皇后，并杀其亲生嫡长子昭怀太子。另外，大量史料表明道宗在推崇儒学的同时又极端信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曾在其使辽上书中描述道宗曰：“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辽史》中也有类似记录，如1072年3月，“有司奏春、泰、宁江三州三千余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许之”；1078年7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此即《辽史·道宗纪》所云“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之语。佛学之于道宗，既是治国之术，更是个人信仰。史载道宗为皇太子之时已经通晓梵文，且深究佛理。大臣赵孝严《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引文》云：“伏惟天祐皇帝（道宗），睿智如神，聪谋出俗。以至公治国，赏罚无私；以大信临人，恩威有济。阅儒籍则畅礼乐诗书之旨，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颐妙义；杂华之一百千颂，亲制雄词。修观行以精融，入顿乘而邃悟。肇居储邸，已学梵文。有若生知，殊非习性。通声字之根柢，洞趣证之源流。”道宗朝还基本完成了辽朝佛教的两大事业：房山石经的续刻和《契丹藏》的雕造。道宗本人也有佛学著作问世，其中包括《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并于1068年2月颁行“御制《华严经赞》”，1072年7月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条》卷一著录有道宗《发菩提心戒本》二卷。房山云居寺辽刻石经中有《发菩提心戒一本》，见《房山云居寺石经》图版五七。编者在说明中疑此戒本“或即系辽道宗耶律洪基所撰之佚本而略作一卷”。故在时人眼中，道宗有“菩萨国王”之称。

然而，如此“信佛向善”的辽道宗却穷其一生，都“耽于游猎”，“淫于臣妇”，滥杀大臣，都是佛教戒律里绝对不允许的大戒。可以视为其性格矛盾、人格复杂的一个客观写照。

基于上述原因，《辽史》如此评价道宗：“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寖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之所以专辟一章来论述道宗这个性格复杂多面、内心矛盾多变的无名之君，是因为他既是契丹民族的一个历史缩影，又是中华民族融合之路上的一个典型样本。以契丹民族为主体的辽国，自从其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以其勇烈神武而建立起庞大而高效的中央专制集权政权模式后，历代皇帝，都以“一国两制”的方法对长城内外的契丹和汉族民众进行着有效的治理。而且，以游牧民族为主的辽国虽然在军事上保有着对大宋的优势地位，但在文化上却一直主动接近和临摹于宋朝。尤其是澶渊之盟后，汉辽之间长期的和平相处，使辽国君臣更加广泛深入地吸纳和接受了汉文明的精髓——当然也包括了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模式。然而，正因为他们既要保持对主体民族契丹族人的有效治理，还要用“汉人的办法”来治理汉人，在这样的双重要求之下，军事强大而文化落后的辽国统治者便容易发生心理的扭曲和人性的挣扎，这种扭曲和挣扎就表现在辽国后期圣宗、兴宗乃至道宗的治国时期，他们在面对王朝江河日下时既想力挽狂澜但又手足无措。尤其是道宗，他在努力推崇汉化的同时，又常态化组织游猎，正是其为了保持作为游牧民族的主体性而做出的努力。今人常以道宗“耽于游猎”而批评他的“游畋”行为，其实是误解了作为契丹人的道宗的本意。一个令人慨叹的事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他们无一例外地热情向往着高深莫测、博大精深的中原汉文化，而他们又无一例外地被中原汉文化所同化或是击败。究其原因，正是他们在融合吸纳中原文化时，“无一例外”地吸纳了汉文化中的“糟粕”：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的君主专制，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这一切，正是道宗先生既信佛好杀，又崇儒不仁的内在思想根源。